这个算是海青毕业生的半命题作文,写出来了,自己blog也贴一下把……
2000年的夏天,我独自背了五大件行李,上了从上海开往大连的长松轮(这条轮船在半年后就被淘汰,替换成崇明岛号,四年之后,这条航线就干脆取消了)。
我回绝了父母陪我一起去大连的要求,独自一人,把前来送行的同学们丢在码头上,站在船头,被浦江上的风吹的略微有些晕船。我是我们班唯一一个到外地去念书的人,还是在遥远的东北。
船上一共36个小时,记得晚上的夜空很漂亮,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星星。
我去大连的时候,带的五件行李:一箱书,一箱唱片,一箱衣服,一个大提琴,还有一个背包,里面装了些零碎的东西。
四年之后,当我离开大连去北京的时候,只剩下了一箱衣服和一个包,另多了一台电脑,和一大堆装满整颗心的回忆。书大多看完,然后毕业的时候送掉了。唱片,则因为大学四年电脑工业的发展,渐渐变成了MP3,早就被我带回家了。至于大提琴,因为大一的时候被控扰民,就没学下去,后来送给了友人。
2004年2月,我学了4年通信,投了200多封简历——因为喜欢音乐,很想到乐团工作,所以我投了上海爱乐乐团,结果他们鄙视我没有6级,不给我面试机会;也想当老师,但是他们说不收非师范的,也被鄙视了。最后,拿到了4个offer:一个客户沟通,两个销售,一个编辑。我选择了去北京一家小出版公司做编辑。这家公司的老板纯粹不是个商人,信仰佛教,做书赚来的钱,全用来印佛经。做的书呢,也讲究良心,保质保量,所以利润也不是太厚,常常一年才出两本书,一本要慢慢磨半年。同样规模的黑心出版公司,一星期就能出一本,全是google来然后堆在一起,错误百出,错字连篇,不过利润相当可观——反正现在的读者不傻就呆,只要书名起的悬乎就行。
我们公司一共7个人,一个老板,两个编辑,两个发行,一个排版,一个做饭的阿姨。老板在香山租了个大院子,一间给我和排版的小孩睡觉用。
我去的前三个月,一个月1000大元,后来加到1500。比起其他几个offer来,钱少的可怜。不过,我去北京跟老板谈了一次,觉得这个老板很不错,所以就留了下来,每天写书,喝酒,吃饭,过上了向往中东晋竹林七贤的日子。老板的管理很宽松,每天不用坐在那里磨点,只要认真写书就可以。香山是个文气很盛的地方,附近也住了几个贫寒文人,有时晚上开饭的时候也过来喝酒,虽然明摆了是来蹭饭的,但是清谈闲聊也是很有味道的,经常饭桌上拉拉杂杂一堆人,热闹的像一大家子。喝到酣处,吟诗作赋,颇有古风。期间,书也写了改,改了写,又兼论文、毕业诸多杂事,北京上海大连来来去去,钱是一分没多下,不是变了酒钱,就是贡献给了铁路民航。不过到是很怀念那段日子,清贫但是富足。
老板原先开的公司是个小工作坊,编书写书发行都是一个人自己来,另外只有一个排版的小孩子跟了她很久。后来做了几本卖的很好的书,略约发了点小财,所以买上了车,多请了几个人,想扩大点生意。不料她实在并非商人,实在不懂得经营之道,更兼那个发行心术不正,做了半年多,帐目一团糊涂,一百多万的底子就这样莫名的蒸发了。之前我看出苗头不对,点过老板几次,老板总是怪我不信任人。我后来离开那家公司半年多的时候,回过一次北京,和老板一起吃了顿饭,席上,她颇有点伤感,觉得自己的信任被辜负——虽然我很清楚她的公司是必定要倒的——在这个社会上——不过我还是很欣赏她的为人。
在我北京干了半年之后,公司颓势渐渐开始显露,虽然老板仍然坚持发着工资,但是我也知道财务状况已经很恶化了。于是,暗地里也开始找别的工作。正好上海交响乐团新成立一个演出推广部,正好在招人,因此拜托友人推荐,回上海面试。上司略约看了一下我的简历,不置可否,后来又追问了一下,说是让我先来实习看看。于是我回到北京,交了辞职报告。好在我走后不久,我当时写的一本书忽然热销,给老板赚了不少钱,帮她撑过了那个难关,公司终于没有倒,不过又打回了那个小作坊的时代,无论如何也算是心里安慰了一些。
9月13日,我回到上海开始上班。
上海交响乐团是个很有历史的乐团,已经有128年了。这个历史长,一方面可以看成是文化积淀厚,另一方面,也很容易积压一些很有“历史味道”的东西——尤其是我们新中国成立后所沉淀的一些东西。所以工作环境比以前北京要差的多。同事之间的关系,也无聊很多。更没有谁可以晚上在一起聚在饭桌上天南地北喝酒聊天。我似乎突然又从东晋回到了21世纪的豪华都市——虚伪而豪华。
和所有实习生一样,开头没有什么事情可干,无非就是端茶倒水整理资料,谁的电脑坏了,也是由我来修理。后来,到了11月的时候,来了一个德国国际爱乐乐团(Philharmonic de Nations)和我们合作。这个团,说是个“乐团”其实是个比较临时的组织,每年有半年的巡演期,巡演期间把欧洲各国(主要是东欧,因为工资便宜)的年轻音乐家组织起来,拼凑成一个乐团,然后到世界各地演出。这次他们到上海和我们合作,就由我们团负责接待。因为别人都有事情干,所以就由我来负责他们的吃喝拉撒。
因为这个团是个青年团,就跟小孩子没什么区别,所以事情非常多,机场里这个掉了乐器,那个掉了衣服。竟然还有一个人在大巴上脱了鞋子睡着了,醒了之后,光了脚就下了车。车开走了才发现没穿鞋。我除了负责他们行程安排,协调每个细节外,还要帮他们到处打电话找各种他们遗失的东西。那三天,是我觉得过的最累的三天。不过因为勤勉,乐手们都挺喜欢我,事情也都顺利解决了。结果……他们后来第二年来上海的时候,出了什么事情不找他们的接待,还是打我电话来让我帮忙解决。
可能是因为那次接待工作做的比较好,后来领导就决定给我转正,成为正式员工。收入也从1500涨到了2100。
不过,虽说我成了正式员工,我还是没什么正经的事情做。除了发挥编辑的特长校对节目单,偶尔做一点没什么意思的文案外,也没什么事情可做。后来发现上交的网站没有人管理,还是个静态页面。所就主动要求负责网站的更新和维护。为此还特地看了两天HTML语言的书。后来,这个工作一直到现在我还在兼着做——不过静态页后来换成了动态页面,又陆续增加了网上购票,也有了论坛,可以开始收集各种客户数据,有了许多更强的功能,也有了专门的供应商来维护修改。看上去,终于有点样子了。
但是,我觉得仅仅网站的维护,不能体现我所有的价值,这也不是我所希望在乐团里得到的东西。所以,我还需要一个机会。
有一次,大概是2004年的11月把。为我们做节目单的广告公司突然出了岔子,快要演出了,节目单还没做好(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)。我之前在学校里捣鼓过一些Photoshop;在北京的时候,因为印书的关系,也了解一些印刷的知识。所以我就自告奋勇的接下了这个事情。我熬了两个通宵,终于把那个节目单做出来了,送进了印刷厂。后来,印出来之后,领导觉得还不错,成本却比广告公司做的要便宜2/3。所以,就决定,以后所有的设计,都交给我来做。于是,我就这样莫名其妙的成了美工。
因为不是专业的美工,一开始我做的很苦。软件不熟练,要学;构图不熟悉,要看;印刷规程不懂,要查要问;每做一个设计,都要花费比别人多许多倍的精力。还有就是害怕在和印刷厂沟通的时候,被供应商看出自己不懂,挨骗。因此花费了许多精力,查了许多资料。记得05年上半年,经常做设计做到第二天早上天亮,洗个澡,接着上班。后来,单位给出了钱,让我去培训,终于学到了一些东西。加上自己原本对音乐的理解就比较深,所以终于在上海的演出行业里做出了点小名气。自己也可以接点私活干干,收入终于不再拮据,可以有点富余了。
我们团原本有一个周末室内乐音乐会的项目,每周日在静安宾馆举行。这个项目是个公益性质的项目,从91年就开始办了,只是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比较萧条。因此2005年5月静安宾馆换了个新老总之后,他们觉得20块钱一张票,每场十几二十个听众的收益,实在是不划算。因此,就给我们发了张公函,裁撤了这个项目。没想到,第二天,报纸上就掀起了轩然大波,纷纷谴责静安宾馆惟利是图,导致中国古典音乐界最后一块净土的失守。当然,从感情上来讲,我也不太愿意这个项目就这样夭折;但是从理性上来讲,静安宾馆这样一个五星级酒店,一个很豪华的大厅,每个周日晚上都被消耗在这个没有丝毫利润的项目上,的确也是不太妥当。只是,我只能责怪他们新任老总的无知:不是努力去想怎么利用这个已经成型的品牌去搞营销搞推广,而是只会很短视的裁撤。最后,他屁股还没坐热,上台做的第一件事情,就挨了媒体一片大骂,导致他刚上台,立刻又被裁撤下台了。
无论这件事情过程如何,结果,却是给了我另一个机会。团里高层商量决定,这个项目不停止,搬会团内,在团里的演奏厅继续运作。原先负责运作的是一位叫温姓老先生和一个和蔼的中年女性杨老师,他们负责节目的组织,而静安宾馆方面原先承担的销售、推广工作,则由我们部门的人手轮流承担。没想到,这样媒体一闹,原本冷清的项目,竟然也稍微有了点起色,每场能有个五、六十人的样子。后来,几场过后,我和领导提出,不如我就专门负责这个项目,每个星期五晚上负责卖票,平时也做一些有针对性的营销。于是,我就正式加入这个项目,成了第三个成员。
因为这是一个连续性的项目,每周一期绝不间断年终无休,而且又是非赢利性的,所以基本没有什么投入。所以要做这样密度很大的音乐会的推广很困难。由于同样的因素,要安排节目也有很大的难度。所以刚开始一年,基本上是跌跌撞撞的过来的。观众人数很不稳定,一会儿还可以,一会儿又冷冷清清。期间好在东方电视台中国乐坛的张啸天是个大好人,觉得我们这个项目坚持的很辛苦,同时也很有意义,主动为我们做了三次专题,带来了不少新的听众——这在现在媒体如此黑暗的年代,实在是很意外,同时也让我交到了一个很不错的哥们儿。
05年年底的时候,我基本上已经熟悉了这个音乐会的运作模式,同时也打算开始贯彻一些我自己的想法。因此,和温先生杨老师一起,开始着手以音乐节的方式来运作原本互不关联的音乐会。在运作的过程中间,我和温老先生的理念,第一次开始发生了冲突。
我的想法是,在06年年初,1月到3月,安排一系列的莫扎特音乐会,来纪念莫扎特诞辰250周年。并由此组织成一个音乐节,和交响乐团本身的三场乐季音乐会放在一起,这样就可以利用乐季音乐会本身的资源,一起来推广和宣传。并且,一系列的音乐会集合在一起,就更能集中资源,相对获得一个资源优势。可是老先生觉得,提前三个月安排出7场音乐会,变数比较大,操作难度也比较大,认为无法做到这样的提前量。而且,以前运作的方式是,乐手提供什么曲目,我们就演什么;而现在要主动要求乐手演出特定的曲目,是否有这个可能?因此,我们的理念,第一次在这里发生了冲突:当然,各自都有各自的道理。
只是,我觉得要发展,就一定要克服困难,而不是避免困难。所以,最后我和他谈妥,让他把这7场音乐会预留给我,开始独立尝试操作这个项目。在运作了两个月之后,我发现的确如他所说,节目的组织有很大的困难。我非了九牛二虎之力,组织了5场音乐会。打算就按照这个规模来实施的时候,没想到老先生却突然被我激将到了,又去自己组织了其余三场。最后,音乐节顺利举行。并且有史以来,第一次,整个演奏厅300个位子被全部坐满,并且还有很多听众站在后面听。
可是,音乐节过后半年左右,听众数量又减少到了平时的程度,甚至有时候,连50个听众都没有。这个项目又陷入了低谷。06年11月的时候,老先生退休,我接管这个项目,和杨老师一起运作。12月过后,则开始策划今年的巴赫音乐节。毕竟一年的成长,和之前一次音乐节的经验不是不起作用的。这次策划的时候,发现无论从节目组织,还是销售推广,都比之前顺利了许多——更何况,这次没有了乐季音乐会的资源协助。结果,到了3月的时候,票子就已经全部卖空了。
现在,我还在交响乐团工作,做着网站的技术支持、负责做所有广告、节目单的美工设计、另外负责这一个项目的演出经纪。
两个星期前,有一天,我一个人坐在家里,忽然想到以前,想到了高一的时候,我曾经做过一个白日梦,我想,要是将来有一天,我可以搞一个音乐会,演奏我喜欢的东西,就好了。我回想到这个情节的时候,我忽然激动万分。其实,我要实现的东西,不自觉的时候,已经实现了,我竟然还没有发现。
就好比,我大学毕业,投简历给上海三个乐团里最差的爱乐,还被鄙视了。可是,现在我已经能够独立操作一个项目。
就好比,我大学毕业,投简历给一些学校,希望去当老师。可是,现在我已经在筹备下个乐季到学校、企业等等的公益教育项目,让我所喜爱的古典音乐,让更多人知道。
上帝的路,永远高于我的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