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 Think, Therefore I am.

记得多年前，与人清谈，最希望出生在中国历史上的哪个朝代。思索一番，答曰：两晋。
其时艳羡两晋，无非是倾慕竹林七贤风骨，又追忆陶渊明谢灵韵文章中脱逸之气。而对此朝代却似乎了解并不多。
年纪稍长……却越来越发现，两晋和现世，颇有类似之处，可以说，我真还有幸生在了一个新的两晋。我不晓得，我追慕先人的超脱，究竟是因为本心呢，还是因为对现世的反感。不过，随着阅历的增加，我开始渐渐理解刘伶的醉酒与“死则埋我”，也开始渐渐理解了“悠然见南山”的气度下，深藏的悲哀。
可是，我究竟还是凡夫俗子：我没有刘伶的气度，也没有渊明的修养，可是，我终究还是，明白了他们内心最深处的痛。

今年上半年某段时间，经常坐地铁上下班。忽然某一天发现地铁里的书店，到处挂满了一本书的招贴，叫“论语心得”。起初心中颇为疑惑：《论语》这样不登商业社会利润店堂的东西，怎么会进入得了书商的法眼。后来偶尔在时代报上看到一篇“学术超男超女讲中国传统文化”之流的文章……才猛然明白，原来是赶上了又一拨的畅销书。
畅销书这个东西，作为曾经的图书行业从业人员的我是很明白的——但凡能在21世纪的中国排上畅销书榜的，必然不会是什么有价值的东西。所以就一直对这个《论语心得》很是怀疑。后来耳闻原来是和易中天同伙的于丹所著述，正是《百家讲坛》里的忽悠之作，就更是鄙视，因此也从未想过要看。

前两天，与lp聊起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断层问题。聊着聊着，就提到了于丹这本《论语心得》，我说这种曲解对传统文化是有害无益的。她则说，我连读都没读过，就肆意断言，于学术上不负责。
这一质问，说的我哑口无言。于是今天下了一本，细细读来。

没想到，这一读，却读的我怒从心中起，恶从胆边生。于丹这厮也忒大胆，竟然在央视这种万人瞩目的地方随意胡编乱造，肆意篡改编造儒学学问，实在是让我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状感到担忧。

通读全文，第一感受就是，于丹似乎对儒家思想没有一个最基本的了解。她的中文功底近于道家，在禅道之间，并且入道很浅。不晓得她在北师大读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的时候研究方向是哪个——但是断然不可能是儒家。她的一个基本伎俩是：从论语中摘出一句话来，然后从里面找出一个关键字（而不管原意究竟是什么），就着这个关键字，引申出一系列的议论——实际上这个议论已经和原著没有任何关系。而通常之后所引的注解，除了当下“成功学”著作里的鸡汤例子外，通常来自于道家或者禅宗——可能是这两者比较悬乎，并且比较容易贴合现代人“讨巧”的观点。

下面是一个例子：
于丹引到“司马牛忧曰 人皆有兄弟 我独亡 子夏曰 商闻之矣 死生有命 富贵在天 君子敬而无失 与人恭而有礼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”
稍有国文常识的人都知道，司马牛之忧只是个幌子，真正要表达的，是“君子敬而无失 与人恭而有礼 四海之内皆兄弟”这样一种态度，这是在“论君子之道”了。可是于大师这个魔法剪刀手，一下把“司马牛忧”挑了出来，开始在下面倡导她的“人首先要能够正确面对人生的遗憾，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接受下来。不要纠缠在里面，一遍一遍地问天问地，这样只能加重你的苦痛。”的想法。
这个想法固然不错，后面引了几个欧美的小故事也的确说明了这个问题。可惜，就是跟论语原文没有任何关系，彻底的沦为通常畅销书里常见的理论。

而在谈到“贫而乐，富而好礼”这一段的时候，下面注解的故事则开始不伦不类起来——于大师自以为陶渊明这位道家人物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的故事很适合这个贫富的故事，于是欣然拿来，当作自己的经注。无奈这为道家大师不折腰的，正是为富者所好之“礼”——或者说是儒家学说最中心的思想。（这里引用于大师自己的文字：“有人告诉陶渊明，上级派人检查工作，您应当“束带见之”。就如同今天，你要穿正装，扎上领带，去见见领导。陶渊明说，我不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。就是说，他不愿意为了保住这点做官的“工资”而向人低三下四。于是把佩印留下，自己回家了。）

就在这段可笑的文字之后，却又冒出个不伦不类的禅门公案（还引错了一些），就是那个有名的和尚背姑娘过河的故事。（两个和尚看到有个姑娘过河，求他们帮忙。一个和尚背起姑娘过去了。另一个和尚不解。走出二十里，终于忍不住责问。那个和尚说：我都放下了，你却背了二十里。）
这段公案是我极喜欢的。可注的竟是“吾道一以贯之”的“忠恕”的“恕”字。先不去谈于女侠能否理解儒家的“一”、“道”和道家的“一”、“道”有没有什么不同。光看那个“恕”字，就解的莫名其妙：“，你宽容别人，其实是给自己留下来一片海阔天空。”

至于引文翻译所出的问题，则更是满篇皆是。比如把“足食 足兵 民信”中的“信”翻译成“有信仰”。“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”中的“义”她竟然不顾“大义”解成“适宜的宜”。此等极度不负责的翻译，更是另人发指。

由于看到行文中此等低级错误不断，当我看到她对“大同理想”的曲解（《侍坐》一段的经解）；甚至看到她对儒家学说本身的严重曲解的时候……我却无法愤怒了。
因为我最终回头，看到最开始，对于丹的介绍里，如是写到：

于丹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，中国古代文学硕士、影视学博士。
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助理、影视传媒系系主任。教授“中国古典文学”、“影视学概论”、“电视理论思潮”等课程，参加“北京师范大学影视艺术学科基础教程系列”教材和“中国影视美学丛书”等大型理论工程的编著工作。曾获得1996年度北京市优秀教学奖、2001年度中国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奖、2001年度北京师范大学励耘奖、北京师范大学十佳优秀教师奖等多项奖励。出版《形象品牌竞争力》等专著多部，在《中国社会科学》《文艺研究》《现代传播》等重要学术刊物发表专业论文十余万字。
知名影视策划人和撰稿人。为中央电视台《东方时空》《今日说法》《艺术人生》等50个电视栏目进行策划，现任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、科教频道总顾问，北京电视台首席策划顾问。

此人不是学者。此人是做媒体的，有良好的媒介关系，精通炒作的方法。并且很明白如何包装自己。最关键的是：她明白现在人的心态是如何的——所以，她很聪明的把孔门妙法砸碎了，挑点末出来，调上些蜂蜜颜料，抹到身上，跑到央视脱光了跳艳舞。
这当然不是学者，她只是个婊子，一个还要立牌坊的婊子。

当我回忆起公元前四世纪希腊人的品格时，我除了为了现代社会哭泣，还能做什么呢？

在人类的黄金时代，每个人都尝试自己生产和制作每件自己需要的物品，亲身参与每一件政事。他们对他们那个不大的城邦的热爱，甚至超于了他们自身。那时的人类，辛勤的身体中充实了一个理智而热情的头脑。

在人类的白银时代，马略改革了他们的军队，职业的军队替代了公民的热切参与。于是，战斗力提高的同时，公民则失去了真正被成之为人的可能性——其实这个事实在公元前第三个世纪已经在雅典萌发了萌芽——遗憾的是，效率提高的那一天，也就是某人被作为一种专业人员来尊敬的一天，正是人之作为工具而不为人的一天。于是，人类的白银时代来临了。

在人类的青铜时代，开启于西罗马帝国崩溃之时。黑暗的中世纪来临。人类蜕变为野兽，除了撕咬和暗杀，他们失去了作为人理性的本能。基督教本身虽不为恶，但是却成了类人类最好的借口。

人类以为，文艺复兴将会把人类带回黄金时代——可是他们找到的并非淳朴，而是效率。大工厂，大公司，大企业，大政府，大国家……一切都被一种可怕的被人们广为称颂的事物吞噬——那就是机器。大型的机器，小型的机器，智慧的机器，威力的机器，吞没一切的机器，以及人类这种巨大的机器，将这个种族本身，推向末世。

于是，审判快要到来。

 2007年7月2日凌晨

今天突然想起栗强来。
04年在北京的时候，天天一个桌吃饭，共饮陈年女儿红的时候，还没怎么觉得这个人大智慧，当年还和他正儿八经的辩论（现在想来，为当时的幼稚汗颜，真不知道当时栗强是怎么看我这个毛孩子）。这几年，随着阅历渐增，对事情的理解开始不同起来，越发觉得他是个特有禅味的人。
有一次，去他家闲坐，饮茶数杯，两人都内急。天正大雨，栗强溺院中。问之，则曰：天下雨，可溺，雨水一冲则净；天晴，不可，臭！
时间越久，这段话，在我心里的份量越发重起来。到不是这个溺与不溺的问题——而是这个在本质看问题的犀利。不可随地大小便，是从小受的教育，为人所赞扬的良好行为，问起个为什么，人人都会说，这是公德。可是，公德又是什么呢？这个到是很少有人想过。栗强的答案极简洁：臭！因此，雨天在自家院子里，当然可以——雨水一冲，本是自然，还可肥花草。
由此，想到更多更本质的问题，之前我也陆续提过：比如“科学”和“不科学”；“进步”和“落后”；“成功”和“平庸”等等……如果多去从这里仔细想想，或许会得出无数和平日不同的结论，做人也会有智慧和平和许多把……

非常感激啸天，在BACH音乐节最后一期的时候，很及时的又为室内乐音乐会安排了一个专题记录片。

从三年前开始，啸天这已经是第四次为我们拍专题了，对于这样一个规模并不大的小项目，能有媒体这样的支持，真是很不容易的——尤其是在媒体大环境如此的情况下！

在这里，深深的感谢他！以及对他的执着表示钦佩！

上海 东方电视台音乐频道（原上海有线4台）
《中国乐坛》第278期

播出时间：
6月16日 周六 23：05
6月17日 周日 14：22
6月18日 周一 03：35
6月18日 周一 09：05

这两天忽然谗虫发作，想吃在西班牙吃到过的煮豆子。于是前两天在百盛地下的超市就预谋好了，买了一罐杂豆罐头——里面有白扁豆、红腰豆、鹰嘴豆、奶油豆等8种各式豆子。今天又正好休假，所以早上去了趟家乐福补充家用，战利品中有半斤肉糜。到楼下又买了两个大番茄，于是开始琢磨着烧那个豆子。
肉糜不能太瘦，太瘦了就不好吃，无论如何，先洗一下，沥干之后，放到加少许橄榄油的锅里炒熟，然后捞出来，把油留在锅里烧番茄。
番茄烫一下去皮，切块，然后下到锅里，加上盐，边煮边用铲子压，弄成番茄酱，然后倒进豆子和肉酱，加两片香叶，几个辣椒，煮上两小时。（如果买的是干豆子，煮之前，泡上一晚上）
两小时之后，捞出香叶和干辣椒，用盐、黑胡椒、迷迭香调味，加上炒面酱勾芡，就ok了！

在西班牙吃的时候，里面还埋了四色不同口味的香肠，很是可口。可惜国内没有那么丰富的品种，只好委委屈屈的加了前几天烤培根卷剩下的几个小鸡肉肠，也算是怀念西班牙美味香肠了。

单位附近有一家饭店，去过好几次了。每次去味道都不错，尤其是那里的一位老先生给我印象深刻。
第一次去，刚坐下不旧，老先生过来倒茶——一身干净笔挺的衬衫配上打的很标准的领带，裤子也烫的很利索，气质非凡。我们都以为是老板亲自来服务，受宠若惊。后来，又碰到他来添茶上饭，我就随口调侃了一句，说今天运气真好，老板亲自服务那么周到。老先生却说他不是老板，我们都以为是他自谦之词，一笑了之。
后来又去几次，每次老先生都过来热情的端茶倒水，换碟添菜。碰到吃鱼，还会在恰到好处的时候提醒一声：这种鱼刺多，吃的时候请小心一点；而你们吃饭的时候，老先生却又远远站在一角，绝不打扰；等你杯中水空之时，他却会准时出现，帮你添茶倒水。每次都看到老先生那么敬业，不禁暗暗钦佩——尤其是看惯了现在餐饮行业里服务生那种懒散无聊态度之后。于是心想，老板就是不一样，做事情就是认真。
昨天中午，杨妈妈请张奕明，命我作陪，此等好事，我自然屁颠屁颠就去了。午休时间不长，自然又去了这家饭店，一进门，就看到一个老板模样的年轻人，在和一桌食客闲聊“祝你炒股顺利”云云……方知原来老先生真不是老板。饭吃了一半，从工作态度的话题聊到老先生，杨妈妈和张奕明也同声大赞这位老先生。恰好老先生经过，于是拉住攀谈一番。言语中得知，老先生竟真不是老板，而且和老板一家无甚关系，只是一位普通服务员——和我们看贯的那种一脸死气活样低贱相的服务员从事同一个工作，拿同一份工资。
忽然想起一个电影，里面有个情节：一个老领班对新来的服务生说：侍应是一种艺术，服务的艺术；并不是你比别人低贱，而是平等的用这种艺术去服务别人。大概这位老先生就是这种人生态度把——老先生说，他服务了40多年了——不过，我一点都不觉得他比我们这些所谓的小白领低贱，反而觉得他非常高贵。

有人要说，不应该把人区分成高贵和低贱，人是平等的。我并不以为然。当然，人是生而平等的，但是，从出生之后，就必然的会走向不平等：这个不平等并非由你的家庭出身、成分之类的东西确定，而是由你自身的人生态度确定。就好比，那些一脸死气的服务生，他们拿着600块一个月的工资，于是，他们摆出一张价值600元的脸给你看，没好气的工作，满腔怨愤。于是，他们永远只值600块钱，所以在我眼里，他们是低贱的——并非是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低贱，而是他们自身的人生态度，在他们额头上写上了“价值600元”的大字。但是如这位老先生，我不晓得他一个月收入多少，但如果我是饭店老板，我肯定会给他加薪升职，让他去做更多他能用心去做的事情——即使他现在只是一个收入600元一月的侍应。而作为食客的我，投向他的目光，也不会是鄙夷和不屑，只会是崇敬。实际上，人的贵贱，就在自己的一言一行中被确立下来了——并且，不仅仅是关于钱的问题。

忽然想到我的一位同事。这位音乐学院科班出生的人，负责写节目介绍等文字资料。写介绍基本上不会仔细查资料，原文资料从来不看，中文资料也懒得怎么查，一律google一下，不辨真伪，草草了事。一篇介绍，我要写上半天的，她二十分钟，就可以写完——至于所提事实的真伪详略，一概不理——自然错误百出。可社会主义大锅饭也真好混，因此她现在还在鄙处高就，月入不菲。可是，我却同样在她额头上，看到“价值600元”的字样——因为她的态度，让我觉得，她大概也就值得这些把——即使她受过大学教育，即使她做了一份别人羡慕的稳定工作。

高贵和低贱，这是人自己的选择——自然做高贵的人，要更累更辛苦一点，不过，由你自己选择了。

先是美女老姐让我看看她msn space里的结婚照，于是我就去了……结果意外发现打开的竟然是我自己关掉已经很多年并且废弃的space……

于是，忽然想把以前那些不值钱的文字搬过来……

张奕明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了。
在光华看到了他的文章，多少有点惊讶。
细细看完之后，里面不少观点我都非常同意，尤其是关于正法、像法和灭法的观点——的确在很多领域里，都存在这个问题。
但是，正法、像法和灭法的规律，存在的前提条件是：只有一尊佛陀。
所以，我不是特别赞同这个乐理无用的结论。
对于天才来说，他们有一种很先天的对音乐的感觉，因此他们可以很容易的找到音乐结构上的平衡，并且写出很好的音乐——就比如贝多芬。
但是，任何一个领域，都必须存在大量的“庸师”——这一点，张奕明是以一种反面的态度来看待的——可是，我却觉得，正是这写“庸师”的存在，才能形成一个行业的规模，最后在中间出现真正的宗师。这件
事情，可以这样来看：假设贝多芬时代没有很大的音乐群体，只有少数几位最顶尖的音乐家，那么必然这个行业是衰落的，无人关注的。因此，贝多芬可能根本没有机会投入这个行业中（也许他最终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工程师，谁知道呢……）一个行业中的庸才和天才，必然是成一定比例出现的——这个比例大致和人类和天才的比例相等。
因此这里有一个很讽刺的现实：领域内天才的出现，是由于大量庸才的存在作为基础（庸才们提供了市场也提供了成长的土壤），但是天才却要突破庸才们无意中设置的愚蠢障碍，最终站在顶峰。
而乐理，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情形：对天才们作品的总结，导致了乐理的存在。并且，这给了庸才们一个方法：即使不具备天才，但是通过一定时间的努力学习，可以达到一个不错的水准——最终提升了整个领域的平均水准——因此，其中出现的天才，才能达到更高的高度。
我曾经写过一篇文字，谈了规则的立与破的关系：
在一种无秩序中，建立（或寻找）一种规则，是一种美。但是当这种规则成为定势之后，突破这种规则，也能成就另一种美。从混乱中建立与从禁锢中超越这两点，很类似于（但不等同）日神与酒神之美。因此，实际上美的本原，存在于秩序与混乱之间动态平衡的某处。
音乐之所以不会陷入正法——灭法的怪圈，因为历代的音乐宗师们都是人，都是从本土的音乐环境中成长起来的，他们不是佛陀，他们不够高，他们能够给后人一个超越的可能。所以，乐理永远必须存在，同时也永远必须被超越和被破坏。生和灭本身都是创造的一种。
让我们回到佛陀的领域：释家的三宝是为佛、法、僧。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，是一种虔诚——对宗教的虔诚。或者说，是对理论和规则的忠诚。但是，佛陀还教导我们：遇神杀神，遇佛杀佛——要蔑视一切规则和成见——因为人是本原俱足的，去仔细聆听自己心里的声音，你能悟到一切的佛法；以及一切美妙的音乐。

--------------张奕明原文----------------

对乐理的看法

作者：张奕明
突然想到的关于音乐理论的一些看法
今天去上海音乐出版社的杨编辑那里玩，她送了我很多书和谱子，还居然被我买到了儒林外史的连环画，真是大丰收。而当她提出要送我一本新出的乐理方面的书时，我的头却一下子大了。乐理的书我是看过一些的，可是不管是哪本――有规律的――每次看，看不过10页必定撂下。以至于至今我还搞不明白音程关系，什么大小增减和弦之类的，我不懂的。其实何止乐理呢？我对于和声、曲式等音乐理论科目，都是这样的看法。然而这里先撂下一句话，这并不是这些科目本身的问题，理由下文会说到。
和声算是我唯一一门正经拜老师学过的音乐理论科目了。那时候为了考上音的研究生，我不得不跟着上音一位教和声的老师学了10来堂课。每堂课大概一个半小时，是一对一的小课。老师对我的学习能力很惊讶，说我做的习题应该保留下来，作为资料。而一般上音规定，和声与曲式，都是要各自学习一年的。说到曲式，当时上音考研也是要考的。不过我没有拜老师，自己拿着吴祖强的书，对着贝多芬钢琴奏鸣曲的乐谱，啃了几个晚上，就算完了。虽然最后我没有考上研，却绝不是因为和声与曲式考试的关系。
出了国之后，我算是正儿八经读上音乐学院了。当时我就想，这下逃不掉了，非要学这些东西不可了。结果学校规定，入学后第一学期要参加一个考试，考过的人以后就不用学和声曲式以及音乐史了。而到了考试那天的下午，我才知道晚上有考试，这个时间距离上次我看和声书，大概已经过去了两年了。最后我用尽了十八般武艺，甚至写完后还偷偷在琴上弹了一下，好歹是过了鬼门关，不用专门学了。阿弥陀佛。
其实，不管是乐理，和声，曲式，还是其它理论科目，其实际应用目的不外乎两个。第一是分析已有的作品，第二是创作新的作品。这个前提是所有人首先要明确的。试问，若不是为了这两个目的，这些理论科目的存在，又有什么用呢？创作新的作品我是不关心的。我只说分析已有的作品。
我的观点是，一个作品拿上来，和声的作用是帮助你了解和弦行进的规律，而如果你本来就对和弦行进的规律有了足够正确的感觉，那么就没有专门学习和声这门课程的必要――特别是那种最常见的，放之四海皆能套用的“经典”和声课程；而曲式的作用是帮助你把握整个作品的架构，而如果你本来就对作品的结构有着足够正确的感觉，那么就没有专门学习曲式这门课程的必要――特别是那种最经典的，却只适用于几个贝多芬早期奏鸣曲的曲式课程。
说到这里，有人就会问了，你这个观点，岂不是大逆不道吗？岂不是对音乐理论，对音乐理论家的嘲笑和攻击吗？难道音乐理论家们搞白了头发搞的那套东西，是过家家？是蒙你玩儿？此问差矣。如果说我的观点是嘲笑，是攻击，那我只是嘲笑和攻击一般庸庸碌碌的音乐理论家，而绝不会攻击顶尖的音乐理论家。因为顶尖的音乐理论家一定明白并且赞同我说的这一切。其实任何一个行当都有一般的工作者和顶尖的工作者，而你听到的声音，绝大多数是来自一般工作者的，因为一般工作者的数量大大超过顶尖的工作者。这样你就势必很容易地被占绝大多数的庸才们所误导。这个话题，下文还会提到。
我们先来看看顶尖的音乐理论家是怎么说的――要知道，有时候你必须跳过一般的音乐理论家，直面顶尖者，这样你才能够了解事物的本质――而这是很难的。因为在真正脑子明白之前，往往你很难辨别好坏。这里我要说的顶尖音乐理论家是查尔斯。罗森。他在古典主义风格方面的地位是毫无争议。要知道，他壮年时写的“classical style”一书，从七十年代就被奉为经典了。而直到今天，他还在一本一本地出书，本本经典。然而我和杨编辑都认为，目前不适合把他的著作引进到国内，因为经典未必是卖点。那么罗森对于古典主义风格中的中流砥柱――所谓奏鸣曲式，是怎么说的呢？在不止一本书中，他都提到过这样一个观点，即贝多芬不懂奏鸣曲式，他也没有学过奏鸣曲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贝多芬时代，奏鸣曲式这个说法还没有诞生。奏鸣曲式这个术语，是车尔尼提出的，提出时间是贝多芬死后某时。据说车尔尼在发明这个术语时很兴奋，以为自己找到了分析贝多芬作品的钥匙。不管怎么说，反正贝多芬是不知道奏鸣曲式的，那么在他之前的莫扎特海顿，
就更不用说了。
古典时期的三位巨匠，都不知道奏鸣曲式为何物，而我们又不断地用奏鸣曲式去分析他们的作品，这不是极大的搞笑吗？这不是对奏鸣曲式的巨大讽刺吗？说到这里读者又会问了，既然他们不知道奏鸣曲式，那么他们的作品为什么都符合奏鸣曲式呢？对此我的回答是，是奏鸣曲曲式符合他们的作品，迎合他们的作品，而不是反之。而且这种符合和迎合，也做得很不完美。因为他们的作品，不符合奏鸣曲式的为多数。比如海顿的很多奏鸣曲是用一个主题写的，而并不是主题和副题；莫扎特的奏鸣曲，主题和副题往往并不存在很大的对比；而贝多芬的奏鸣曲，到了中期和晚期，往往可以轻易地越过规则的界限，恰似闲庭信步。再提一下三位巨匠之后的第四位巨匠舒伯特。在他的奏鸣曲中，你往往可以找到两个副题，而且调性关系也很可能不符合奏鸣曲式的理论。
先有鸡还是先有蛋，我不知道。但是先有音乐理论还是先有作品，我是很肯定地知道的。那就是先有作品，而且理论想要筐住作品，是永远不可能的。音乐当然需要理性，需要理论。但如果不是感情，不是感性走在前面，就永远产生不出好的音乐，理论再强也没有用，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。不明白这一点而去学习和声，学习曲式，那是盲修瞎练，永远到不了正确的目的地。因为你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。说一个我所听到的搞笑案例，有人学和声，做和声题，脑子里可以居然没有音响效果，而且考试成绩还特别好。因为他做和声题目的时候写在纸上的是简谱的数字，而不是音符。根据这些数字，他套用自创的公式，就能得出正确的答案。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弄的。然而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，我强烈建议他去学习数学，特别是去研究矩阵，一定能够有所成。
那么这些音乐理论，比如和声曲式，其真正的作用是什么呢？且听我细细道来。
前文提到的，我的观点是“如果你本来就对和弦行进的规律有了足够正确的感觉，那么就没有专门学习和声这门课程的必要”，以及“如果你本来就对作品的结构有着足够正确的感觉，那么就没有专门学习曲式这门课程的必要”。其实这话我只说了一半，因为我没有提到，如果你对和弦行进的规律或者作品的结构没有正确的感觉，怎么办？怎么来获得这种感觉？我认为，这就是各人修行的问题了，每个人的路都是不同的，比如我的路是，通过长时间地接触音乐――比如听音乐会，听唱片，来找到这种感觉。这条路的风险在于，它有可能培养出不完善的，甚至是错误的感觉。而且此路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磨炼。
那么通过学习和声曲式等课程，来培养这种感觉，这是不是另一条路呢？我认为，此路不通。然而，大部分学生事实上尝试走的，正是这条路。
那么为什么此路不通呢？因为，音乐能够推导出音乐理论，而音乐理论却不能直接推导出音乐。比方说，通过贝多芬的作品，车尔尼可以归纳出所谓奏鸣曲式。而通过奏鸣曲式，却没人能推导出贝多芬的作品。再比方说，对于一个大活人，人们可以推导出，他有四肢，内脏，脑袋，等等。然而你去医学院拿一些内脏四肢脑袋出来拼拼看，能不能摆出一个大活人来？可见大活人虽然拥有各个器官，却并不是器官的拼凑。而贝多芬奏鸣曲虽然可以套用很多音乐理论，却并不是通过理论就可以推导出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人音乐理论学得很好，却对音乐毫无感觉的原因。这种人我在美国见过。他读出了名牌大学的音乐学博士，看过的书车载斗量，还出版过分析现代作曲家的书。但是，他对音乐毫无感觉，听到好的音乐不激动，听到差的音乐也不反感，蛮可悲的。
说到底，应该通过音乐本身去培养感觉，而不是通过僵硬和程式化的理论课程。因为前者是和音乐本身的规律相通的，是和音乐本身一体的。而后者是分裂的（比如分裂成和声，曲式，复调等一门门不同的课），是形而上学的。
以上三段说明，音乐理论的作用，并不是帮助你培养感觉。
那么音乐理论的作用是什么呢？简单说来，就是帮助你达到产生音乐感觉的目的。什么叫做“帮助”呢？打比方说吧，那就是拐杖。走路的时候，你的目标应该是那个目的地，而不是手中的拐杖。而柺杖的作用，就是帮助你行路。退一步说，如果你认为你身体健康，不需要拐杖，那你大可以把它一丢了之。只是，你无法否认它的作用，哪怕你目前不准备用它。并且，保不定什么时候你就要重新把它捡起来。
所以在学习音乐理论之前，你一定要明白其作为“拐杖”的地位。然而，现在绝大部分教理论的老师，他本身并不明白这一层。比如，他可能教了一辈子和声，白发苍苍，因此对于他来说，这跟拐杖就是他的吃饭家伙，他的全部目的。于是，他把拐杖看成了全部，并把这种情绪带给了一无所知的学生们。殊不知，拐杖只是他的全部目的，却不是音乐的全部目的。音乐是音乐，他是他，拐杖是拐杖。这就是庸师。如果学生本身资质有限，又碰到庸师，那就危险了。
最后再说一说庸师。
佛经上说，佛（指释迦牟尼佛）灭度后一千年，是正法时期――也就是最好的时期；佛灭度后的一千年到两千年，是像法时期――这个时候已经不太好了；两千年后直到一万二千年，是末法时期，一万二千年后，佛法消失――当然久远之后弥勒佛下世，佛法又会再次出现。佛说末法时期的特点是“邪师说法，如恒河沙”――你看，邪师像恒河里面的沙子一样多，而你身在其中，怎么会不受影响？
其实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正法、像法和末法时期，周期长短而已。对于古典音乐来说，显然古典主义时期是毫无争议的正法时期。 那个时候当然有音乐理论，有很多形而上学的东西，然而整个创作的风气很自由，条条框框虽然有，却随时可以打破，束缚不大。正法时期之后，就进入了像法时期。比如说，车尔尼写出了那么多的练习曲，并且归纳出了奏鸣曲式，然后奏鸣曲式马上开始直接影响之后的音乐家，大家开始墨守成规，并形成了科学的体系，严密的模式。这些都是像法时期的特点。然而在像法时期，体系固然形成了。大家还没有忘记这些体系存在的原因。比如车尔尼就很明确，他的那些练习曲的，是通往贝多芬作品的阶梯。然而到了末法时期，人们只知道规则，却不知道为什么要制定规则。他们所做的，只是搞熟规则，运用规则。这对于音乐家来说，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。比如，学生学了和声，却并不知道和声派什么用处。他们的和声题做得很好，他们知道这个和弦之后要接那个和弦。但是如果你问他们“为什么这么接？那样接可以吗？”他们会斩钉截铁地回答你，“书上是这么规定的。这是前苏联最经典的和声书！”这个问题就算到底了。所谓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。这就是典型的末法时期，这就是邪师说法的后果。比如上曲式课，邪师是这样说的“这个是奏鸣曲式，奏鸣曲式就是这些规则
，这是规定，（规定，什么是规定呢？就是王八屁股――语出我大学时线性代数的教授，冯卫国先生）大家搞明白了吗？接下来我们来看贝多芬第一奏鸣曲的第一乐章。你们看，贝多芬天才啊！他写得多妙啊！完全符合奏鸣曲式！”而真正的学者－－如我刚才说到的查尔斯罗森，应该是这样说的，“这是贝多芬的第一奏鸣曲第一乐章，他是这样写的。后来车尔尼把这种写法归纳成奏鸣曲式，为此车尔尼很兴奋，他认为他找到了打开贝多芬作品奥秘的钥匙。但是我们要搞清楚先来后到，贝多芬写作在先，车尔尼归纳在后（而且是贝多芬死后），所以贝多芬连听也没有听说过奏鸣曲式这种说法。”
所以我的结论是，音乐理论是对音乐不完全的分析，而音乐――作为一种极端抽象的艺术――是永远无法被完全分析和描述的。所以音乐理论可以成为你了解音乐的拐杖，成为你的好帮手，但如果你没有正确认识它所起的作用，它很可能会害了你，让你对音乐产生误解和曲解――尤其是在我们现在这个邪师多如恒河沙的时期。所以，知其然,还必须知其所以然。这样才能不被误导。

最近天气不好，又闷又热，所以人也变的很懒惰，干活做饭都没劲头，懒得弄什么很复杂的菜。这两天又连续下了几场雨，湿冷湿冷的，突然就很想念热热的咖喱味道。

昨天去超市买了小半斤牛腩，今天一早洗了一下，切成小块，放在水里煮一下，等水开了，肉里的血也就排出来，捞出来洗干净，放到从家里顺来的用小电炖锅里炖。然后就上班去了，一直炖到回来。
下班路上，买了一个土豆一根胡萝卜。胡萝卜洗干净，切成丁，放到油锅里炒熟，加上刨了皮切成小块的土豆，连同炖锅里的肉和肉汤一起倒到锅里，烧开后用小火继续炖（汤少的话可以稍微加一点水）。
当然，炖之前，需要调味。加油咖喱、糖、盐，调到口感差不多就可以了。另外，加两片香叶。

大概再炖个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，然后用炒面酱勾芡成稍后的糊状就可以了。
这样，无论配饭，还是意大利面条，都非常好吃！而且很方便。